印度“贱民”敲开富贵之门:贫民窟的童婚新娘成亿万富翁

2020-08-25 11:07:02
萨罗伊传奇人生的背后,是达利特人所面临的无处不在的阻碍。在福布斯2020年的亿万美元富豪榜上,102位印度企业家名列其中,其中约一半属于传统的商人种姓(吠舍),另一半被上等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包揽,没有一位达利特人。在残酷的商业世界,缺少资金和人脉的达利特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,传统的种姓制度不允许他们经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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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列国志”第二期之解码印度系列(2)腾讯新闻×凤凰周刊联合出品

第一期:疫情之下的印度:遇上新冠病毒,“贱民”的命重要吗?

作者|罗瑞垚(发自印度班加罗尔) 编辑|漆菲

19世纪初,在英属印度孟买管辖区萨达拉县的一所学校,有个叫比姆(Bhim)的小男孩经常坐在教室外的麻袋上,隔窗听老师讲课。

比姆家属于“不可接触”的达利特种姓,他不被允许进入教室上课,老师对他也是不闻不问。学校的清洁工不愿意碰他们的麻袋,比姆每天都要把麻袋从家里带到学校。就连喝水也不容易。他不能碰学校里的公共水罐,每次都要请高种姓的校长助理帮忙才能从里面倒水喝。当助理请假不在时,比姆就没了水喝。

“助理不在,就得挨渴。”三十五年后,当年的小男孩比姆在自传中写道。当时,他已经就任孟买政府法学院的院长,并积极投身于达利特人的平权运动中。作为“贱民”平权运动的领袖,他的大名阿姆倍伽尔(B.R.Ambedkar)被无数人熟知。阿姆倍伽尔本是他的一位中学老师,老师非常欣赏他,于是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自己的婆罗门姓氏。

1947年印度独立后,阿姆倍伽尔被开国总理尼赫鲁任命为印度首任法律和司法部部长,后又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。作为宪法的首席设计师,阿姆倍伽尔为废除达利特人“不可接触性”和种姓平权制定了基本框架,也在印度央行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他还是第一个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印度人,同时拥有哲学、理学、法学和文学四个博士学位。如今,他被尊称为“Babasaheb阿姆倍伽尔博士”,Babasaheb是马拉地语,意为“尊敬的父亲”。

班加罗尔议会大楼前的阿姆倍伽尔雕像

“贱民”的出身并没有阻止阿姆倍伽尔成为印度人眼中的“国民英雄”。他为印度设计了一个宗教平等、种姓平等的世俗主义框架,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达利特人打破命运的桎梏,自我实现的同时,延续着达利特平权运动的星星之火。

为消除掏粪工奋斗35年的活动家

从阿姆倍伽尔开放大学毕业那年,贝兹瓦达·威尔逊(Bezwada Wilson)偶然发现了父母苦心隐瞒多年的秘密——谎称在金矿开采矿石的父母实际上是“手动清道夫”,靠替人清扫旱厕里堆积的粪便为生。这让他万念俱灰,甚至想到了自杀。

阿姆倍伽尔开放大学始建于1982年,它致力于为无法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学习机会,尤其是女性、劳动者和穷人等弱势群体。达利特出身的威尔逊在这里接受了种姓平权启蒙。

1966年出生于卡纳塔克邦戈拉尔金矿镇的威尔逊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他出生时,父亲在镇上做了三十年手动清道夫。从小,父母就告诉威尔逊,自己在矿区工作。戈拉尔金矿存在了一百多年,除了镇上的人,这里的工作机会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务工人员。

威尔逊的父母就是从邻邦安德拉邦移居到了这里,被矿区雇用为“清洁人员”。作为达利特人,父母无法找到除此之外的其他工作。虽说威尔逊一家是基督徒,依然无法改变他们“不可接触”的身份。基督教传入印度后,达利特人就兴起了皈依基督教的风潮,但他们所受的歧视并没有减少。

威尔逊在戈拉尔读到了十年级,就去了特伦甘纳邦的海得拉巴读高中。在那里,他被分配到了达利特学生专属的宿舍里。两年后,他又进入了邦立的阿姆倍伽尔开放大学,攻读政治学。在这里,他开始参加社区公益服务,在金矿镇给达利特小孩上课。他发现,孩子们的辍学率非常高。当被问起为什么辍学时,孩子们告诉他,“父亲酗酒成性,不想送我们去上学”。

他决定去问个清楚。孩子的父亲告诉他,自己的工作是“清洁厕所”,因为工作环境“非常糟糕”,不得已才要喝酒。这一次,威尔逊亲眼看到了“清洁厕所”的全过程:这位父亲从旱厕中捡拾排泄物,放入桶里,桶不小心掉进化粪池里,他直接用手捡了起来。

威尔逊被眼前这一幕震惊了。回到家,他将这件事告诉父母,父母告诉他,“我们一辈子也是干这个的”,就连他的哥哥也曾被印度铁路部门雇用为手动清道夫。知道家人通过清理别人的排泄物养活了自己时,威尔逊既伤心又恐惧,他甚至想在一个僻静的水塔上结束生命。但哭了几个小时后,他改变了主意,决定要为像家人这样的达利特人进行抗争,消除所有徒手清理粪便的工作,打破这个职业的世代相传。

当威尔逊决定为消除这一职业而行动时,他遇到的第一个阻碍是自己的家人。父母和亲戚们劝他,“不要去试图改变不可能消灭的事情”。“当时达利特人根本没有权利意识,他们不觉得自己有其他选择,也没想过抗争。”威尔逊告诉《凤凰周刊》,很多达利特人只会感到羞耻,根本不承认自己在做手动清道夫的工作,甚至否认这份工作的存在。

他写信给矿区的负责人,对方否认了旱厕和手动清道夫的存在,威尔逊就把照片寄给了他,还顺带写信给卡纳塔克邦政府。直到1993年的《雇用手动清道夫和旱厕建造(禁止)法》出台后,矿区才把所有旱厕改造成了水封式厕所,并将手动清道夫转移到了其他岗位。

在手动清道夫的照片登上报纸,并遭到议会质问之后,卡纳塔克邦政府才被迫承认手动清道夫的存在。

即便如此,各邦政府并没有动力去消除旱厕。“市政公司、铁路、各邦政府的外包机构往往是手动清道夫群体的最大雇主。它们要么直接雇用,要么通过承包商来雇用。但这些机构都不愿承认。”威尔逊说。在乡村,往往是达利特女性在清理旱厕,在城市,年轻的达利特男子做着本属于市政公司的清理化粪池工作。

1994年,威尔逊与达利特社会活动家保罗·迪瓦卡(Paul Diwakar)、前印度行政官员桑卡兰(SR Sankaran)一起成立了Safai Karmachari Andolan(SKA)组织,旨在消除手动清道夫的行当,并帮助这些人找到有尊严的工作。“一切都颠倒了。人们说我们不洁,但是谁使我们变得不洁?往旱厕里排泄的才是肮脏的人。”他说,“数千年来,我们一直被称为肮脏的人,现在是时候喊出来,‘不,我们不肮脏!’”

SKA做了两手准备。一方面它连续组织大规模游行,游说政府间接或直接拆除所谓“不存在”的旱厕;另一方面,它于2003年联合其他公民组织及个人向最高法院提起公益诉讼,起诉所有邦政府及铁路、国防、教育、司法等政府机关违反《手动清道夫(禁止)法》。

这是废除手动清道夫路上关键的一步。法院要求所有邦政府和部级领导人必须出席庭前听证会,迫使他们正视这一问题。在此基础上,2013年出台的《禁止雇用手动清道夫及其康复法》将下水道和化粪池的清洁工囊括在内,要求对所有手动清道夫进行培训,以便他们转行。2014年,印度最高法院判令所有邦必须完全禁止手动清道夫,并给予因工作去世的清道夫家庭100万卢比的赔偿。

在“消除手动清道夫”这条路上奋斗了35年后,威尔逊离当初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20年前,印度的手动清道夫人数超过300万人,而2019年的最新调查显示,这个数字下降至5.4万。这为他赢得了包括洛克菲勒兄弟、阿育王等慈善基金会的肯定。2016年,他获得了有“亚洲诺贝尔奖”之称的拉蒙·麦格塞塞奖。

但对威尔逊来说,这点“功绩”不值一提。“独立70年来,印度政府所做的这一点点事,只不过是实现其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而已。而我在做的,只不过是尽量让所有人来到同一个起跑线。”他如此总结。

“我们可以发射搭载104颗卫星的火箭,但居然没有任何科技来处理地下5-10英尺的化粪池。”威尔逊说,这称不上是“我们伟大的印度”(Mera Bharat Mahan,印度民众常用来表达爱国情感的口号),有好几千清道夫因此失去生命,这一点都不“伟大”。在他看来,只有等到所有手动清道夫都消失的那一天,这个社会才配称得上“伟大”。

从贫民窟的童婚新娘到亿万富翁

在阿姆倍伽尔进入伦敦政经学院就读的一个世纪后,53岁的卡尔帕纳·萨罗伊(Kalpana Saroj)偶然发现,他的伦敦故居正在拍卖。她说服了印度总理莫迪,促成家乡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买下这栋故居,为所有达利特人保留了一处朝圣之地。

作为身价上亿的印度商界巨擘,身为达利特人的萨罗伊发挥了应有的能量。但在41年前,她还是一个被迫嫁人的童婚新娘。

当时还在读初中的萨罗伊因为婚事被迫退学,她又哭又闹,但于事无补。父亲本来想让她至少读到高中毕业,但舅舅劝他,“一个姑娘家读了书能干什么呢,还不是只能做家务,为什么要她读书?”舅舅在家中举足轻重,父亲迫于压力同意了她的婚事。“女孩儿留在家里就像是毒药。”萨罗伊说。婚后,她随丈夫来到了孟买,一家人蜗居在贫民窟里。

但从那里,她逐渐成长为一位身家超过100亿卢比(约1.33亿美元)的企业家,旗下产业横跨电影、家具、房地产、食品等多个行业,被称为印度最早的“贫民窟百万富翁”。

萨罗伊传奇人生的背后,是达利特人所面临的无处不在的阻碍。在福布斯2020年的亿万美元富豪榜上,102位印度企业家名列其中,其中约一半属于传统的商人种姓(吠舍),另一半被上等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包揽,没有一位达利特人。

在残酷的商业世界,缺少资金和人脉的达利特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,传统的种姓制度不允许他们经商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,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,才让达利特企业家有了一席之地。

萨罗伊是他们中的佼佼者。1961年,她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罗佩基达村(Roperkheda),是家里五兄妹的长姐。萨罗伊一家属于佛教达利特人,父亲是邻村的一名警员。从小,她就生活在达利特人“不可接触”的阴影之下。

作为一名警察,父亲被官高一级的副督察呼来喝去,在警察局院子里玩耍的萨罗伊经常目睹父亲的无奈。在学校,萨罗伊虽然成绩优异,但朋友父母却不让她去家里串门,她也不被允许参加体育活动,更不能在聚会上跳舞。周末去看望在地主家做劳力的祖父时,萨罗伊看到祖父坐在地上用一只破茶杯喝茶,当她提出要喝水时,那家人让她把手掌掬起来,将水倒进她的手心。

于萨罗伊而言,真正的噩梦从婚后开始。丈夫比她年长10岁,萨罗伊每天要为十口人做饭、洗衣,更可怕的是,丈夫和家人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——盐放多了、污渍没洗干净——对萨罗伊大打出手,抓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。当看到女儿瘦弱憔悴、穿着破烂衣服时,父亲把她带回了村里。

离婚在印度社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,在外人看来,这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耻辱。巨大的压力之下,萨罗伊决定自杀,在一天喝下了三瓶杀虫剂。万幸的是,姑妈发现了口吐白沫、全身颤抖的她,她被救下来了。但比起她的生命,家人更在乎的是,她的自杀所带来的耻辱。这成为萨罗伊人生的第一道分水岭,“我明白,没有人真正在乎我,我更不能放弃自己。我必须活下来,只为我自己”。

16岁那年,萨罗伊再次回到孟买。她借住在认识的叔叔家,凭在村里学到的缝纫手艺在一家袜子厂找到工作。最初,她的月薪只有可怜的60卢比,后来她学会了操作大型工业缝纫机,月薪才涨到250卢比。

这些钱只够勉强维生。因为没钱治病,萨罗伊的妹妹在她的怀里去世了。这让萨罗伊非常痛心,她决心自己创业,挣更多的钱,帮助那些绝望的人。她用政府为达利特人提供的5万卢比贷款开了一家服装店,还开始卖家具,两年内就还清了贷款。她也因此遇到了第二任丈夫,他是一位家具商人。

1990年代,她看准时机,搭上了房地产爆发的快车。1995年,她购买了孟买贫民窟一块约一公顷的土地。这里的土地长期被非法占据,所有权复杂,因此价格便宜。当时萨罗伊在贫民窟摸爬滚打了十几年,积累了一些人脉。两年半时间内,她锲而不舍地搞定了相关土地的合法文件,让这片土地升值了20倍。接着,她在这块地上建了一栋楼,并以当时最大的钻石Kohinoor命名。

其间,她多次遭遇当地黑帮的威胁。贫民窟的房地产生意错综复杂,作为“闯入者”的萨罗伊显然动了别人的蛋糕。“他们无法忍受一个女人——尤其是一个达利特女人——在他们的地盘上建房子。”萨罗伊说。

对方威胁说,在孟买,想要获得土地,需要付出血的代价。萨罗伊并没有被吓退。她拒绝了警察让她请保镖的提议,给自己配了一把左轮手枪,24小时上膛。2000年,她卖掉了这栋楼,用赚到的4000多万卢比开了一家制糖厂,剩下的投入到其他房地产生意中。从此,她以“擅长摆平问题的女人”称号远近闻名。

这番决断和果敢为她赢得了更大的商机。2000年,知名金属管材公司卡玛尼(Kamani Tubes)面临清算。这家公司由打造过“卡玛尼帝国”的商业大亨拉姆吉拜·卡玛尼创立,但在卡玛尼去世后,继承者间的纷争将公司推向破产边缘——公司负债达11.6亿卢比,因欠款面临140宗诉讼,公司的一些低种姓工人面临上街乞讨的危机。

阻止破产的唯一办法是引入新的发起人,在该公司董事会任职的萨罗伊成为救命稻草。萨罗伊的顾问告诉她,这是一次“自杀任务”。但想到工人们的困境,她还是决定接管公司。在分析了公司财务状况之后,她发现,债务很大程度上源于罚款和利息。她找到印度当时的财政部长,并召集欠款的银行进行商讨。最终她说服银行免除罚款和利息,变卖了几处资产,在一年内还清了债务,随后提前偿还了工人欠款,更在五年内让公司盈利。

来自贫民窟的达利特人,通过六年时间拯救了这家明星企业。如今,卡玛尼的年利润超过了5000万卢比,年近花甲的萨罗伊仍在向酒店业进军。

萨罗伊从没有忘记过自己达利特人的身份。自1985年以来,她就以非政府组织等形式帮助弱势群体,达利特社区亲切地称她为“tai”(马拉地语中的“姐姐”)。2013年,萨罗伊获得印度政府颁发的公民荣誉奖莲花士勋章(Padma Shri)。在走向领奖台的那一刻,她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

“我第一次来孟买时,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而现在,这座城市有了两条以我的公司命名的路。”她感慨说,“那一刻我好像长出了翅膀、飞到了天空中。”

用说唱挑战种姓歧视的“达利特男孩”

27岁的说唱歌手苏米特·萨莫斯(Sumeet Samos)在创作的时候,习惯放一张精神偶像阿姆倍伽尔的照片在面前。他曾以为,发奋读书可以改变作为达利特人的命运,但现实让他失望了。

1993年,苏米特出生在奥里萨邦的滕蒂巴达村(Tentulipadar),村里人有单独的居住空间和水源。他很小就知道,有些房子是不能靠近的,从人们对待他的态度里,他明白自己属于不同的世界。

2011年,苏米特成功考入印度顶尖学府尼赫鲁大学。在这里,他第一次有了“平等”的感觉。尼赫鲁大学以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·尼赫鲁的名字命名,从成立起就秉承“平等”的理念,被称为印度左翼政治家的摇篮。达利特出身的苏米特与高种姓的同学们一起上课、生活,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。

在尼赫鲁大学,这些明确的界限消失了。所有人处在同一空间,苏米特自信开朗、英语流利,很快交到了朋友。但他也意识到,“墙”并没有消失,只是变得无形。

“与高种姓同学的交往只限于校园内。”苏米特向《凤凰周刊》坦言,出了学校,他们未来的道路是出国留学、去欧美工作,而自己还得回到村里。“从意识到这个起,我就决定不再假装‘我们都一样’了。”

从此,尼赫鲁大学的校园里多了一个穿着连帽卫衣、戴着棒球帽的男孩,苏米特开始用自己擅长的说唱为达利特人发声,并称自己为“达利特男孩”。

在印度,达利特人经常用音乐来表达抗议,他们的音乐节奏明快、情感强烈,多用鼓作为乐器。读中学时,苏米特就经常去当地礼堂,和本地的达利特乐团一起唱歌。“礼堂的训练让我能够连续几分钟有节奏地说话,不用停顿,也不使用笔记。”他自豪地说。

苏米特是达利特小孩里的幸运儿。他的母亲是村里的“赤脚医生”,父亲则在村里的小学教书。父母明白读书的重要性,苏米特在村里读完小学之后,就被送到镇上的基督教寄宿学校读初中。

苏米特一家信仰基督教,因为达利特人的身份,他不用缴纳学费。学校由基督教教会资助,用英语教学,在这里,他接受了高质量的私立教育。“当时的同学大多是从高种姓转成信基督教,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,在和我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。”苏米特说,因为交不到朋友,他便更加专注于学习,课余时间则花在唱歌上。

到了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什瓦读高中时,周围的人立刻从他的肤色和口音辨别出他属于达利特人,让他备受打击。“即使你努力隐藏,大家也很容易从你说话的方式、你的姓氏或者饮食习惯等多方面,明白你的出身。”

直到进入尼赫鲁大学,让苏米特感到轻松了很多。他很快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同学混熟了,经常一起去教堂,也很少会觉得因为种姓受到歧视。但那堵“墙”并没有消失。即使他开始“融入”高种姓同学的圈子,但生活习惯、兴趣爱好上的鸿沟还是非常明显。

“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终于发现我的个人经历不是独有的,所有达利特学生都面临这些困难。”苏米特说,从那时起,他真正明白了“达利特”这个词作为一种政治认同的分量。从此,他开始积极参与到达利特的平权运动中来。

和很多印度精英青年类似,苏米特从小就对政治话题极有兴趣。“从小时候开始,我拿起一张报纸就开始读,对一切都很好奇。”这种训练让他决定通过写作来发声。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就政策和政治议题发表文章,但影响力不大,每篇顶多有几百人阅读。

偶然的一次机会,他发现说唱是更好的表达媒介。2016年,一名叫罗希特·维姆拉(Rohith Vemula)的达利特学生因受到歧视而自杀,苏米特感到愤怒,想通过大喊发泄。他录了一个视频上传到脸书,然后就回宿舍睡觉了。醒来之后,他发现有六七千人看了视频,很多人发私信给他,说这是“反种姓说唱”。

“通过说唱,更多人会受到鼓舞。尤其是年轻人,他们对那些冗长的辩论和文章疲劳了,这种娱乐的方式更能被他们接受。”苏米特说,说唱也因此成为他反对种姓歧视的有力武器。他在早期的一首说唱中写道:

“让我来告诉你,你做了什么,

痛苦仍然没有消失。

你让我质疑我的父母,我的出身,我作为人类而存在,

我的容貌,食物,衣服,气味,礼节,举止。

我永远找不到逻辑,没有人为原因。

一次又一次的平权运动

你不断地侮辱(我们)。

我看到父母流下了眼泪,因为种姓羞辱。”

毕业后,苏米特没像大多数同学那样谋求一份稳定的公职。“我想为达利特人发声。”他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定期发布自己的说唱作品,经常受邀去世界各地大学演讲,主题是反对种姓歧视和针对达利特人的暴行。

因新冠疫情封城之后,他回到了家乡。由于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村民失去了工作,他联合尼赫鲁大学的同学们为他们筹款,并为约70户家庭提供了救济口粮。

如今苏米特一家搬到了附近的镇上,这么多年过去,村里的种姓隔离现状毫无改变。除了少数政府官员之外,达利特人还是不被允许居住在高种姓人社区,甚至不能进入高种姓居民开的商店。

苏米特说,在公共领域,达利特人的“不可接触”无所不在,他们与高种姓之间不会往来,更不要提通婚了。这也让他对未来不敢抱有太大期待。“若干年后,希望我能有一份教师之类的工作,资助五六个达利特的孩子读大学吧。”谈到理想,他显得无比理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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