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判词经典：从上古到南宋》著者：李广宇 法律出版社，2022
判词，是判决书的旧名，是一种法律裁判文书。判词的历史源远流长，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一份判词属于西周时代，距今已有2800多年。判词里有何乾坤？今天，让我们打开法律出版社2022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——《判词经典：从上古到南宋》，一起走进判词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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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著者李广宇是一位审判业务专家，先后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法院等处任职。他酷爱传统文化，对我国古代判词颇有研究。因为个人兴趣和工作原因，他把“中国古代上下两千年的判词浏览了很多”，并且在《人民法院报》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。本书正是由他的系列文章集结而成。著者另有《判词例话》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等多部著作。
在书中，著者以我国古代判词的历史发展为顺序，为我们赏析了从上古到南宋时期的经典判词，分析了不同朝代判词的特点，解读了这些判词背后所反映的法制传统和法律文化。得益于著者的专业讲解，我们见识了最早的判词，见识了白居易、元稹、王维、颜真卿、苏东坡等名家的判词功力，见识了《龙筋凤髓判》《疑狱集》《折狱龟鉴》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《棠阴比事》等判词集的风采。判词里不但有乾坤，还有春秋。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著者的步伐，一起踏上这趟发现之旅。
刻在青铜器上的“判词”
你可能想象不到，最早的裁判文本是刻在一件青铜器上的。我们知道，在古代中国，青铜器是礼器，用于重要场合，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。著者在开篇《判词之萌芽》中写道，这件青铜器的名字叫匜亻朕，属于西周晚期，于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被发现。青铜器上有铭文157个字，记载着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、最完整的判决文书。著者引用了这段铭文的原文，大意是：西周某年一天，一个叫“牧牛”的人为争5个奴隶状告他的上司“亻朕”，法官“伯扬父”认为牧牛以下犯上，将他定罪为诬告，判决他“宜鞭汝千”（打1000鞭），还要在他脸上刺字。后来法官又“今大赦汝”，改判“鞭汝五百”（打500鞭），不刺字了，“罚汝三百锊 （音lüè）”（交罚金300锊），并且要牧牛发誓不再上诉。牧牛起了誓、挨了打、受了罚。亻朕赢了官司，铸造了这个青铜器。
著者对这段铭文评价甚高，认为文字虽简，但有案件事实的概要介绍，有定罪量刑情节，有法律责任的判定等，已经体现了裁判文书的必备要素，令人“惊鸿一瞥”。不但如此，从这段篇幅不长的判词中，我们还对西周的司法制度有了一定认识。比如我们看到了鞭刑、墨刑，这是西周刑书《九刑》中规定的两种“法定刑”，另外还有劓（割掉鼻子）、髌（断足或挖去膝盖）、宫、大辟等其他刑罚，这些都是对人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“酷刑”；牧牛败诉的原因是“以下犯上”，这反映了西周时期等级制度森严，这个等级制度是“周礼”的一部分，是统治阶级为了安定天下、维护自身利益所规定的一套社会规范；“大赦”两字，表明早在西周就有赦免制度。
西周距今年代久远，这份青铜器上的判词为后人研究西周法律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除了上面的解读，我们还可以从案件审理的时间、地点、当事人等其他细节中获得丰富的研究线索。无怪乎这件青铜器也被誉为我国的“青铜法典”。
汉代判词：儒家思想的渗透
汉朝有自己的法典，叫《九章律》，但在实际判案中，除了“依律”，也要“引经”，就是“引经决狱”，通过引用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来断案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对此，著者李广宇在《判词经典：从上古到南宋》一书中讲到了一位重要人物——董仲舒。
董仲舒依靠苦读儒家经典《春秋》成为一代“大儒”，他不但传授儒学，还提出了天人感应、大一统主张、三纲五常等学说，符合汉武帝的治国理念，最终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家思想也因此渗透进中国古代法律之中。《春秋决狱》就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义对是非善恶的“论断”，也称“决事比”。书中第叁篇《董仲舒这样决事比》有详细介绍，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。
“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判”，这道判词中的案情是乙和丙打架，丙用刀刺向乙，乙的儿子甲“以杖击丙”，却误伤了乙。甲是否构成“殴父罪”？按照汉律，“殴父也，当枭首”，儿子伤父亲，是要处以死刑的。对此，董仲舒援引了儒家经典《春秋公羊传》里“许止父病，进药于其父而卒”的故事：大孝子许止，为生病的父亲抓药，却抓错了药导致父亲服药后身亡。这个故事里，许止并没有被追究责任，因为“君子原心，赦而不诛”。董仲舒认为，本案也是如此，甲本意是为了救父，而非害父，所以“甲非律所谓欧父也，不当坐”。这里的断案依据就是“原心定罪”，也就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，推究行为人有无主观恶性及其程度的深浅。著者评论到，这是“原心定罪”理论用来决狱的一个典范，也是经学家决狱的逻辑，比起法家不计行为动机如何、只是机械地根据行为结果定罪更具合理性。法史学家瞿同祖曾说“（董仲舒）以春秋决狱，是以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，以儒为体，以法为用，实是真正沟通德治、法治，融会儒法两家思想于一的实行家”，对此，著者李广宇深感赞同。
李广宇还赏析了董仲舒的另外几道判词，并且进一步探讨了“儒法合流”背后的原因。李广宇认为，“引经断狱”，有时是因为“法无明文规定”，所以“引经”，以补其白；有时虽“有法”，而仍“引经”，则是为了“权变”，就是权衡之后加以变通，因为如果固守僵硬之法条，势必难以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。对于董仲舒，李广宇认为“在中国古代判词史上，无论是司法理念、裁判方法，还是写作风格，董仲舒都为后世开了一个好头”，毫不吝啬地称其为“判词鼻祖”。两汉及其后的历朝亦不乏以《春秋》之义决狱的判例，甚至“唐代犹有此风”。当然，因为“原心定罪”滥用而导致的定罪量刑的模糊化，李广宇也进行了辩证的思考，在书中第肆篇《引经断狱有回响》一篇中进行了具体论述。
唐代名家判词的风采
唐朝是我国封建法制发展的成熟时期，在成文法方面有大名鼎鼎的《唐律疏议》，判词方面有《龙筋凤髓判》《甲乙判》《文明判集》《开元判集》等多部判词集传世，还有宋人所写的《文苑英华》也收录了不少唐判。
著者李广宇在《判词经典：从上古到南宋》一书中称唐朝为判词的“繁荣时期”，为我们重点介绍了《龙筋凤髓判》和《甲乙判》，接下来我们一起体会一下唐判的风采。
在书中第陆篇《簪花美女、龙筋凤髓》一文中，著者李广宇介绍了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传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集——《龙筋凤髓判》（下文简称《龙判》）。《龙判》的作者是张鷟（音zhuó），此人是“学霸”一枚，博学多才，文章写得漂亮，进士及第后从仕途，拥有丰富的阅历和司法实践经验。著者李广宇评价其判文“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”。那么张鷟判词的文学性是如何体现的呢？著者以“永安公主出降”这篇判词为例。案情大致是永安公主出嫁，所花费用比长公主（皇帝的姊妹称长公主）还多“二十万”，大臣们觉得不妥。对此，张鷟用一篇“美轮美奂”的判文进行了回答：“金机札札，灵婺皎洁于云间；银汉亭亭，少女迤迟于巽位。故潇湘弟子，乘洞浦而扬波；巫峡仙妃，映高堂而散雨。公主浓华发彩，蕣萼延祥。六珈玉步之辰，百两香飞之日……玲珑玉佩，振霞锦于仙衣；熠耀花冠，点星珠于宝胜……”通篇引用了大量典故，对仗工整，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。著者评价“声律谐美，藻饰华丽”，但判案依据仅结尾处的几句“小不加大，必上下和平；卑不凌尊，则亲疏顺序。先帝女之仪注，旧有章程；长公主之礼容，岂容逾越？”如此行文显得形式大于内容。这就是骈判，著者道“整部《龙筋凤髓判》，都是这种文体”。
在本书第捌篇《白居易与〈甲乙判〉》中，著者李广宇举了与《龙判》齐名的另一部判词集——白居易的《甲乙判》。是的，就是写出了《长恨歌》《卖炭翁》《琵琶行》等名篇的大诗人白居易，他同时也是位判词高手。
白居易在准备科举考试时，写下了大量判词习作，收入在他的《白氏长庆集》中。这些判词有一百零一道，世称“百道判”，因为不列当事人之姓名，概以甲乙丙丁假设，因此又称“甲乙判”。
著者李广宇赏析了白居易的多道判词，我们择“冒名事发判”为例。案情为丁冒名诈官，法司依律予以科罪，但节度使上奏说情，称丁为官期间颇有善政，请求豁免其罪，以励能者。白居易的判词态度鲜明，认为必须“惩行诈”。判词开头两句援引《春秋》经义，主张“理大罪，赦小过”，但对“巧诈成奸”的官吏，则认为应该依法治罪。随后，白居易回应各方开展法理辨析。对于当事人丁，确认其“假名而作伪”的犯罪事实，判定其法律责任；对于奏请免罪的节使，不否认其“劝能”的用心，却又提出倘如此“弊将若何”之疑虑；对于作出原判的法司，充分认可其裁判观点。
《龙判》和《甲乙判》都是为参加科举考试“试判”所提供的参考范文，也就是说并不是“实判”。同为唐判，同为骈判，但白居易的判词后人评价更高。著者李广宇引用了《四库全书总目纲要》中的评价“居易判主流利”，张鷟判“则缛丽”。著者认为，白居易的判词贵在“文以载道”，虽是备考的习作，但也“并非仅具空洞的程式意义”，其文风与水平令人佩服。著者还对张鷟、白居易、元稹、王维、颜真卿等唐代名家的判词做了对比和赏析，在书中第玖篇《元稹、王维、颜真卿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。另外，书中还对敦煌出土、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唐代《文明判集》残卷、《开元判集》残卷做了介绍，使我们对整个唐代的判词风貌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宋代判词的变化与特点
宋朝，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后，由赵匡胤通过政变上位后建立。在重文抑武的国策下，宋朝文化发展繁荣，唐宋八大家有六位是宋朝人（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）。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
法治上也有新的气象。在《判词经典：从上古到南宋》一书第拾叁篇《唐宋变革与有唐余波》一文中，著者李广宇认为，“唐代的法学世界观基本是承袭汉代而来，并无太多创新和突破，而宋代却诞生了更为细密的理学世界观”。诞生于宋朝的《洗冤集录》《梦溪笔谈》《数书九章》等著作，让我们认识到了宋人理性而严谨的一面。北宋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都城东京（今河南开封）商贾往来的景象更是生动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，这些都是宋代判词变革的社会文化基础。当然，著者也指出，罗马非一日建成，判词从唐代一味强调“文理优长”到宋代更注重“引律入题，准法析理”，经历了一个过程。其集大成者、编纂于南宋时期的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（下文简称《清明集》）就是这样一部代表性的判词集。著者对这部判词集推崇至极，认为该判词集“堪称古代判词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”，在书中用多篇文章着重解读了《清明集》的史料价值、法律价值和文本价值。
在书中第拾伍篇《你一定要看〈清明集〉》一文中，著者李广宇以“已成婚而夫离乡编管者听离”判为例，带我们一睹为快。开篇援引法条，框定争议事项及法律依据，紧接着是案件事实概要，随事实认定，又列出一系列佐案依据，讲明道理之后，最后定性“（丈夫）妄行诉讼，依法应当定罪”。著者评价“短短一道判词，要素齐全，层次分明，言简意赅，内蕴丰厚。类似这样的判词，在《清明集》中可以说俯拾即是”。从中，我们可以“强烈地感受到其构造之美——叙述事实、援引法律、分析说理、宣布裁判，一气呵成，浑然一体。而且，结构井然，剪裁得当，要言不烦，精悍隽永”。
著者指出，“与唐代《龙筋凤髓判》《甲乙判》，甚至北宋年间的判词集《武溪集》不同，《清明集》并非科举试判之作，而是活生生的真实裁判”，因此极具史料价值。《清明集》分户婚门、官吏门、赋役门、文事门等，涉及南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据后人统计，《清明集》引述法律依据159件，涉及法律197条，而且“文皆散行，绝无俪语”，一扫唐代判词的骈俪堆砌之风，内容上注重说理，引律为例，开近世专业判词之先河。著者还列举了《清明集》中署名为“范西堂”“吴恕斋”“翁浩堂”“方秋崖”“真西山”等多位“名公”的判词，令人大饱宋判之眼福。除了判词准确引用法条说理，宋判也不乏“教化”功能，甚至还穿插了一些“法官办案经”，对此，著者用对应的判词一一做了赏析。
《判词经典：从上古到南宋》一书是著者李广宇研读我国古代判词的心血之作。我们有幸借着著者的解读和赏析，对我国古代判词的发展和特点有所认识。相信读者在进一步的“沉浸式”阅读中，能感受到判词世界里的法意、情理和智慧。（丁利佳 上海图书馆馆员，法学硕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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